徽商，又稱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舊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
徽商來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六縣之中，歙和休寧的商人特別着名。徽商在宋代開始活躍，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1]。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商幫，徽商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2]。明代《徽州府志》所說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粵商、徽商、晉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歷史[編輯]
徽商萌芽於東晉[3]，成長於唐宋，至明代弘治末年鹽業確立「運司納銀開中折色制」，此後鹽商大半集中在兩淮、兩浙。徽州開始出現大規模外出經商的高潮，「業賈者十七八」[4]，幾乎是全民經商[5]。徽商遂以鹽商為中心，增強勢力(169)，萬曆年間與山陝商人成為商界兩大勢力。
活動地域[編輯]
明末清初徽商活動擴大到整個中國[6]，在較先進的蘇、浙尤其活躍，徽商先在新安江下游的杭州立足，隨後紛紛前往比兩浙更重要的兩淮經營鹽業，尤以揚州、儀真和淮安河下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經營典當及其他金融業；在臨清，明末徽商佔絕對優勢，到清中期則為當地人及晉商取代。徽商在湖廣和江西的兩大據點分別是漢口和南昌，而漢口市鎮的創建與徽商息息相關，原點正是漢正街的淮鹽巷，南昌的徽商社區則是在蓼洲。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廣東從事海上貿易(184)，入清後衰落，由福建和廣東商人掌握海外貿易[7]。
行業[編輯]
徽商幾乎從事所有商品的買賣，以販鹽、金融，以及竹木、陶瓷、鐵器、五穀、茶葉、木棉、絲綢、飲食等等，有時一人而兼營數種商業，或兼營客商、坐賈、牙行[8]。鹽商和米商往往二為一體，如兩淮鹽商運鹽入湖廣，回程時則載湖廣米運到長江下游販賣[9]。
徽州人外出，多四處經商，徽商在茶業、木業、典當業等取得了不凡的業績。徽商大都「待人接物，誠實不欺」[10]，海寧商人沈方憲，「貿易硤石市，皆服其不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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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山西商幫和徽州商幫勢均力敵。但從明代後期到清代嘉慶道光之際，在兩淮鹽業中，山西商幫每況愈下，徽商卻迅速發展[12]。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將開中法（納糧開中）變為折色法（直接用白銀換鹽引），當時晉商多在北疆納糧換鹽引，因此受到打擊，再也無法控制鹽引，這時徽商挾其在兩淮的優勢迅速發展起來，「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13]，「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14]，「滬邑瀕海，五方貿易. 所趨，宣歙人尤多。」[15]。徽商足跡已遍及松江、吳淞、嘉定和浦東了。嘉慶道光以後，徽商漸走向衰微，落後於廣東、浙江兩地新興的財閥[16]。
經營[編輯]
徽商的經營，通常結合宗族和鄉黨。家監或掌計多由同族人出任，同鄉或其他人則稱為客或門下客，奴隸則叫世僕或伴當。掌計即是經理，代主人營運資金，每事匯報。門下客各自在不同地方經營[17]，世僕亦可當店長，脫離主人的直接監視，自主經營。徽州鹽商推舉其中一人為「鹽筴祭酒」，擔當調解人，並得官府的認可和任命，與鹽運使共同擬定鹽業政策，官府則通過祭酒來統轄鹽商，使徵稅工作順利進行[18]。徽商因賦役繁重，一般不願投資土地，但如果可以得到官府的免稅減稅，則亦會購買田地[19]。客商往來鄉村，習慣在春初貸款給農民生活，秋收時以收穫實物本利歸還，利息一般是每月約一成七分。清代兩淮，徽商不僅是運商，還是場商，經營鹽場[20]。
明清商人往往協助宗族和同鄉進入仕途，而徽商對宗族鄉黨情誼尤其濃厚，多處保護，扶掖徽商的利益。徽州人往往重視從商，反而不熱衷為士大夫。明州徽州府中，商人和士大夫之比是3:1。商人致富之後，可為子孫棄賈為儒奠定經濟基礎。家中如有人成為士大夫，則更有利營商。經商成功的徽商資助宗族鄉黨應考科舉，成為其義務之一[21]。徽商往往通過捐納，使自己成為官員。他們往往不會履任，即使就任，都是武官。他們取得官位，目的在於豁免稅役和享受特權。明代捐納之路未廣，獲得的官職都是小官。清代自康熙、乾隆以來，捐納之風大盛，商人藉此獲得實權，甚至居於高位。兩淮鹽商亦與淮安、揚州二府出身的官僚互相結託，淮揚官員由於賄賂，亦致鉅富。鹽筴祭酒在清代稱為「總商」，官員藉助總商連結其他商人，在軍需、賑災、河工等事情上，要求鹽商捐輸，把鹽商資金吸納到國庫[22]。
儒商[編輯]
徽商不乏飽學之士，或科舉出仕，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朱天澤「從兄賈閩，蓋課鐵冶山中，諸傭人率多處士長者，爭力作以稱，處士業大饒」。又有阮弼「自蕪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無庸灌輸，費省而利茲倍，五方購者益集。」。明《神宗實錄》載：「徽商開當鋪遍於江北，資數千金，課無十兩，見在河南者，計汪克等二百十三家。」這顯然是徽州人身上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所致，「功課以儒業，賓名師以訓之。」[23]。這種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人力資本，即徽商本身所具備的素質[24]，無疑是一種優勢，它使徽商在經營活動中更勝一籌，是徽商興起和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徽州商人還設立「族學」[25]，為宗族子弟提供正規的學校教育，有時亦惠及鄉民子弟，所謂「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26]，朱熹、戴震、胡適等著名學者都是徽商之後，「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27]。
汪道昆形容徽商是「賈而好儒」，兼具喜愛藏書，程晉芳、鮑士恭、馬裕、汪啟淑皆興建藏書樓[28]，所以徽商有了「儒商」之稱。中國稱「儒商」，實際上始於徽商，可以說是徽商創造了儒商，並形成了儒商精神，並融入傳統文化之中，如旌陽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貿，……然雅好詩書，善筆丸，雖在客中，手不釋卷。」[29]，又如休寧人江遂志行賈四方時，「雖舟車道路，恆一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理亂興亡之跡。」 [30]。章策「雖不為帖括之學，然積書至萬卷，暇輒手一編，尤喜先儒語錄，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勵，故其識量有大過人者。」[31]，又如黃錡「雖商而博涉左傳史家言」，「貨鹺淮揚間。國家邊計倚鹺政，而兩淮尤擅利權。商與官為市，當任者非桑孔心計無恨，則齷齪瑣碎朝令夕易，顧歹卑諸商，諸商亦罕能伸眉吐氣，與論曲直損益。」[32]。又有程良錫「晝則與市人昂畢貨殖，夜則焚膏翻書弗倦」。張舜徵曾言：「余嘗考論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33]
家族[編輯]
自乾隆中葉後，兩淮鹽業幾為徽商所壟斷。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視讀書是一重要因素，由於晉商無人能在朝廷擔任要職，自然無法「左右」朝廷政策。徽商則是積極交結朝中高官政要，官商合一，以壟斷市場。兩淮的鹽務總商大多來自歙縣西鄉的若干村落，這些村落是許多鹽商世家的故鄉，包括岑山渡程氏、潛口汪氏、稠墅汪氏、潭渡黃氏、江村江氏、桂林洪氏、棠樾鮑氏[34]。擔任兩淮鹽務總商最早的是歙縣岑山渡程氏家族的程量入（1612年—1694年）、程之韺（1624—1693年）父子。徽州望族汪姓如潛口汪氏的汪應庚（1680—1742）、稠墅汪氏的汪廷璋多在兩淮從事鹽業。祁門縣的馬曰琯（1687～1755）、馬曰璐（1711—1799）兄弟為雍正年間鹽商巨富，在揚州建造小玲瓏山館。歙縣江姓鄉紳江春（1720—1789）更領導兩淮鹽業四十年，曾一夜堆鹽造白塔，接駕乾隆。歙縣棠樾人鮑志道(1743—1801)則在揚州鋪設康山以西經鈔關抵小東門的南河下、鈔關街磚石路面。
在晚清徽商中，最著名的是胡雪巖。胡雪巖祖籍徽州績溪，出身寒門，歷經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的亂世歲月。按清朝慣例，只有乾隆年間的鹽商有過戴紅頂子的，而戴紅頂又穿黃馬褂者歷史上卻僅有胡雪巖一人，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
社會[編輯]
明代中後期，徽州社會貧富分化也開始加劇，起落無常[35]，昔日穩定的農耕社會經歷了劇烈的轉型，浮華之風盛行，富商大族「爭務奢侈」[36]，甚至民間百姓也「家無宿舂而輕裘耀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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