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徽州商人或新安商人的簡稱（徽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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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是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 ，為中國三大商派之一。
目錄
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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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資源促進了商業發展。徽商最早經營的是山貨和外地糧食。如利用豐富的木材資源用於建築、做墨、油漆、桐油、造紙，這些是外運的大宗商品，茶葉有祁門紅、婺源綠名品。外出經商主要是經營鹽、棉（布）、糧食等。
明清是我國商品經濟較發展的時期，明清已有資本主義萌芽，這是徽商鼎盛之時。
發展歷程
編輯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佔徽州府（歙縣）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
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範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 [2] 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税、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1831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票法”，靠鹽業專利發跡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兩商則由於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曾國藩與太平軍在皖南與徽州的拉鋸戰，徽州十村九毀，生靈塗炭。加之隨着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時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聯繫密切的廣東、江浙財閥開始興起，只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佔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主要特點
編輯1.遍佈全國，與晉商齊名，到處有徽商足跡。
2.經營品種廣泛，鹽、棉（布）、糧食、典當、文具筆墨（文房四寶）。
3.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小本經營、由小到大。
清乾隆末年，關税盈餘每年85萬兩銀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葉為第一位。
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擁有資本四千萬兩銀子，而當時清 朝的國庫存銀僅7000萬兩。
5.經營之道。信守的經營理念是“講道義、重誠信”“誠信為本、以義取利”，在市場上取得良好信譽。
6.獲利致富後回報家鄉，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慈善事業。同時，榮歸故里，大興土木。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揚州徽商捐大米6萬石，2000萬兩銀子。
經營之道
編輯徽商除了從事多種商業和販運行業外，還直接辦產業。休寧商人朱雲沾在福建開採鐵礦，歙縣商人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紙廠，他們邊生產邊販賣，合工商於一身。徽商經營多取批發和長途販運。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一些富商巨賈，還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還使用奴僕營商，休寧人程廷灝曾驅僮奴數十人，行賈四方。徽商在經營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場行情，實行靈活經營。有一業為主兼營它業的；有根據不同行情、季節變換經營項目的。
徽商講究商業道德，提倡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義利兼顧。以勤奮和吃苦耐勞而著稱，在外經營，三年一歸，新婚離別，習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賈而好儒，與封建官僚混為一體，或相互接託。他們除以“急公議敍”、“捐納”和“讀書登第”作為攫取官位的途徑外，還以重資結納，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監、天子的庇護，享有官爵的特權。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躋身官僚行業，就督促子弟應試為官，自己也就成為官商。
文化傳統
編輯徽州商訓
斯商：不以見利為利，以誠為利；
斯業：不以富貴為貴，以和為貴；
斯買：不以壓價為價，以衡為價；
斯賣：不以賺贏為贏，以信為贏；
斯貨：不以奇貨為貨，以需為貨；
斯財：不以斂財為財，以均為財；
斯諾：不以應答為答，以真為答。
徽商精神
愛國精神
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後期徽商積極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鬥爭，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禦外國入侵，踴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了他們的愛國精神。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一，就不會有個人事業的興旺和發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曆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
進取精神
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闖蕩商海。商海浪濤洶湧，兇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非一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後終於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競爭精神
市場風雲變幻莫測，活躍於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並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係的變化而靈活機變。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於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勤儉精神
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一番奮鬥拼搏，最後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成為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奉獻精神
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徽商發財致富後，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於“賈而好儒”，因而絕大多數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一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文化精神
“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點。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為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於讀書，使得徽商善於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的發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徽商正是憑着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駱駝”和“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團隊精神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着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係的徽商，有着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
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着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着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託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於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於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慼與共！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勢。
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勢，他聽説家鄉績溪準備編纂縣誌時，就説：“縣誌應該注重縣裏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佈與歷史，縣誌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説的“大績溪”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繫的散落於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裏起着關鍵性作用。
正是由於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後，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松江的布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於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眾幫眾”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經驗的價值，一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係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宗族化和行業地緣化的特點，商業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於向後人傳授經驗。這種以鄉族親緣為紐帶的關係網絡，使徽商具有同時期其他商幫所沒有的信息交流優勢。
執著精神
敬業精神是從業者對所從事職業具有的一種執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
明清徽州地區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口很多，幾乎超過全地區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筆記體小説《豆棚閒話》説：徽州風俗慣例，一般人一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徽州還有一則民諺説：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一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一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鋪裏當學徒。學徒一般歷時三年，三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圓滿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學徒以及日後獨自做生意，最忌諱被人稱作“茴香蘿蔔乾”。因為“茴香”諧音為“回鄉”，“蘿蔔”諧音為“落泊”，意為在外學無所成或者經營不善落泊回鄉。所以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後獨自闖蕩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旦生意不成功，他們寧願客死他鄉，也不願輕易回家。
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注，在中國商業史上可以説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於外。明萬曆《休寧縣誌》説：休寧縣百姓往往身揣資本，出外四處經商謀生。他們做生意一般講究公平，往往以物美價廉取勝。他們在商海經營往往一直到老才罷休。經商期間，按照徽州的風俗，經營者一般每年回家探親一次，然而那些離家遠的三四年才能夠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一次。探視之後又要出門繼續經營生意。
雖然如此年復一年地在外操勞，黑髮出門白髮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十年而不歸。
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
上面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出門時孩兒還在襁褓中，回來時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他們腦中的父親往往只是個概念而已，如今父親回來了，他們自然不認識。
民國《歙縣志》説：“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才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裏比比皆是，都習以為常了。”
清代婺源縣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兒子出生幾個月後就離家出外經商，結果一別就是17年。兒子長大後決心追尋當年父親的蹤跡，把父親給找回來。於是兒子深入四川、雲南等山區，又遍尋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終把父親給找到，父子相攜而歸。還有一位歙縣商人程世鐸，六歲便隨父親出外經商，直到27歲才輾轉回家。所以有人説，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徽州商人一生無怨無悔投身於商業經營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敬業精神。
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為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舉族經商的結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縣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鮑氏家族，休寧的吳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這種舉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對商業的投入和專心，在明清時期的其他商幫中是不多見的。其中許多家庭都是幾代人前仆後繼，勤懇敬業，潛心經商。
精神文明
如果從我們所提倡的物質、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並舉來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徽商的物質、精神文明與我們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
徽州地區有着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重視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廢誦讀”之説），他們可以説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商致富後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餘，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為集中的揚州為例，清朝文人陳去病説：
這很鮮明地説明了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係：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取得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這裏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為例，略加説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梁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世代子孫繁衍，散居在歙縣、黟縣、休寧等地，人口多達數千家。因為歙縣、黟縣、休寧等地處山區，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
然而，他的領袖風範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為儒之道或者説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為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範，所以蘇州的士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遊。蘇州都太僕先生喜愛他為人淳樸，所以為他住所題詞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為“白庵翁”。
那麼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為儒之道的呢？我們通過一個事例來看。當時在蘇州有一位大文豪叫歸有光，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讚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歸有光在壽序中説：“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户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如此來看，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為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説的‘商而士’嗎？”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讚譽，可見不簡單。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説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對象。可是，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青睞，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讚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翻開徽州的方誌及相關文獻，類似程白庵這樣“賈而好儒” 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説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係，於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總而言之，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於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為封建時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儒學氣質
編輯宋元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徽州，既是一個徽民"以賈代耕"、"寄命於商"的商賈活躍之區，又是一個"十户之村，不廢誦讀"的文風昌盛之鄉。在歷史上，賈與儒密切聯結，成為徽州商幫的一大特色。傳統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進了徽州故地的儒學繁榮，另一方面反過來又藉助於儒學對徽商的商業經營活動產生了深刻的歷史影響。
徽商之所以"賈而好儒"，一則因為商業自身發展的需要。由於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上，商品與貨幣的運動錯綜交織，商品供求關係變化萬端，作為商品經營者須有相關的商業知識和社會知識，才能正確分析和把握市場形勢，當機立斷以獲厚利。同時，隨着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同行業之間以及各行業之間的交往關係日益密切，這又需要商人具備一定的組織管理才幹，方能在商海中大顯身手。如此從賈就要與業儒結下不解之緣。二則因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稱"禮讓之國"，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學興盛之後，崇儒重學的風氣日益熾烈，這樣的社會環境致使徽商潛移默化地受到薰染和影響，加上徽商中許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較良好的儒學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説教、倫理道德，自然就成為他們立身行事、從商業賈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鄭孔曼，出門必攜書籍，供做生意間隙時閲讀。他每到一個地方，商務餘暇當即拜會該地文人學士，與其結伴遊山玩水、唱和應對，留下了大量篇章。同鄉人鄭作，也嗜書成癖，他在四處經商時，人們時常見他"挾束書，而弄舟"。所以認識鄭作的人，背後議論説：他雖然是個商人，但實在不象商人的樣子。
還有歙縣西溪南的吳養春，是明代萬曆年間雄資兩淮的顯赫巨賈，祖宗三代書香嫋嫋，家築藏書閣，終歲苦讀。日本侵入高麗(朝鮮)時，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吳守禮輸銀三十萬兩，皇賜"徵任郎光祿寺署正"；其父吳時俸，皇賜"文華殿中書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賜贈，史書曾有"一日五中書"之稱。
他們有的是在實踐中雅好詩書，好儒重學，"賈名而儒行"，抑或老而歸儒，甚而至於在從賈致富使"家業隆起"之後棄賈就儒。有的在從賈之前就曾知曉詩書，粗通翰墨，從賈之後尚好學不倦，藹然有儒者氣象。如旌陽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貿，……然雅好詩書，善筆丸，雖在客中，手不釋卷。"（《旌陽程氏宗譜》）再如休寧商人江遂志行賈四方時，"雖舟車道路，恆一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理亂興亡之跡。" （《濟陽江氏族譜》）有的則勸令子弟"業儒"攻讀，以期張儒亢宗。於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的識見和態度，往往是"延名師購書籍不惜多金。"（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盼望子弟能夠"擢高第，登仕籍"，從而振家聲，光門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與此同時，不少徽商還毫不吝惜地輸金捐銀，資助建書院興私塾辦義學，以"振興文教"。
沒落原因
編輯徽商興盛於明中葉以後，歷時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漸趨衰落，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幾年之間，不僅使過去虧欠商人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銷除，反增加收入以千萬計，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世以鹽業起家的身為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面反對，也因鹽政改為實行票法，徽商遭受損失，酸溜溜地説，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儘管曹振鏞這樣説，但鹽政的改革對徽商的打擊還是極其重大的。
二、清咸豐三年，户部佔侍郎兼管錢法堂的歙縣人王茂蔭，認為要想鈔法行得通，必須依靠商人，要給商人以運轉的方便，也要給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弈許採用，反以為受苟人指使，嚴加斥責。這樣對經營錢業的徽商打擊也很大。
四、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傾銷於我國各地，徽商經營的手工業品，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來品鋼筆、墨水的衝擊。同時，隨着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
五、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年之久，開始是團練的輸捐搜刮，後是曾國藩督師祁門又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屍首遍野，廬舍為墟，十村九毀，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加之，泥古於封建生產經營方式的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為其壓倒。總之，徽商是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歷史雖然很長，但由於沒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期，就決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運。
徽商老號
編輯張小泉剪刀
明朝末年，災害頻繁，烽煙四起。黟縣百姓朝不保夕，苦不堪言。父子二人，制剪為業，小泉刻意求師訪友，技藝大進。經過反覆琢磨，終於創制出嵌鋼製剪的新技術。他選用聞名的“龍泉”鋼為原料，製成的剪刀，鑲鋼均勻，磨工精細，刀口鋒利，開閉自如，因而名噪一時。一些專業藝人如裁縫、錫匠、花匠等慕名前來定製剪刀。
胡開文墨業
胡開文，字柱臣，號在豐，著名徽商，徽墨行家，“胡開文”墨業創始人，清代乾隆時制墨名手，徽州績溪縣人。因師從徽州休寧汪啓茂，因而是休寧派墨匠後起之秀。先於休寧、屯溪兩處開設“胡開文墨店”，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胡開文得到迅猛發展，除休寧胡開文墨莊、屯溪首起胡開文老店外，先後在歙縣、揚州、杭州、上海、漢口、長沙、九江、安慶、南京等地，或設分店，或開新店，其經營範圍幾覆蓋大江南北，至此徽州制墨業呈胡開文一支獨秀之勢。後代均延用此老字號。
曹素功墨業
曹素功（1615—1689年），清代四大制墨名家之一，原名聖臣，號素功，徽州歙縣巖寺人。他早年潛心科舉仕宦之途，因不遂心願，便返鄉以制墨為業。最初借用名家吳叔大的墨模和墨名，並開店營業，以後墨質和工藝造型日漸精良，名聲亦漸遠揚，其墨業更加興旺。後移店至蘇州、上海等地，常為權貴和名流定版制墨，在社會上層影響很大，被譽為“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
胡慶餘堂
胡慶餘堂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徽州績溪人胡雪巖創辦的國藥店。胡慶餘堂藥店，以宋代皇家的藥典為本，選用歷朝歷代的驗方，以研製成藥著稱於世，一直到今天仍為中外人士所喜用，它和北京的同仁堂並稱為中國著名的南北兩家國藥老店 [4] 。
胡玉美
一代醬王胡兆祥出生於清朝嘉慶乙丑年（1805年），安慶城集賢門外一個製作醬貨的小作坊家庭。他的祖籍在徽州休寧縣萬安鎮。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開始在本地走街串巷，肩挑販賣 醬貨，繼而開設“四美”醬園、“玉成”醬園，後在安慶商業中心四牌樓創辦“胡玉美”醬園（“玉美”是店號，既以之志前人創業之艱辛，又寓之以“玉成其美”之意），至今已有181年，是一個負有盛名的“中華老字號”企業。
王致和
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產釀造調味品為主的科工貿一體化、跨行業經營的集團公司。相傳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安徽太平縣仙源人王致和以舉人身份進京趕考，屢試不中，為謀生路，在京城做起豆腐生意。
一次，豆腐沒賣完，時至盛夏，便切成小塊，配上花椒等佐料醃上。到秋後打開缸蓋，豆腐變成豆青色，臭氣撲鼻，一嘗卻別有風味，送鄰居嘗後無不稱奇，一時名揚京城。後傳入宮中，倍受慈禧讚賞，御賜名“青方”，成為清宮御膳。
王致和臭豆腐是以優質黃豆為原料，經過泡豆、磨漿、濾漿、點滷、前發酵、醃製、後發酵 等多道工序製成。其中醃製是關鍵，撒鹽和作料的多少將直接影響臭豆腐的質量。鹽多了，豆腐不臭；鹽少了，豆腐則過臭。王致和臭豆腐“臭”中有奇香，一種產生蛋白酶的黴菌，它分解了蛋白質，形成了極豐富的氨基酸，味道非常鮮美。臭味主要是蛋白質在分解過程中產生了硫化氫氣體所造成的。另外，因醃製時用的是苦漿水、涼水、 鹽水，又形成了豆腐塊呈豆青色。
謝裕大茶行
謝裕大茶行，曾經的徽州六大茶莊之首，創於1875年。百餘年的風雲變幻中，它記載了一代徽商的傳奇歷程，更見證了黃山毛峯的名動全國。謝正安，謝裕大茶行的創始人。當年，為了進軍大上海，他親自帶領家人到充頭源茶園選採肥壯芽茶原料，經過精心的製作，形成別具風格的新茶。由於“白毫披身，芽尖似峯”，又因產自黃山，故命名為“黃山毛峯”。因數量極少，先運到上海新掛牌的謝裕大茶行，轟動了整個上海灘，成為各界名流競相追逐的珍品，上海漕溪路，就是因謝裕大茶行的原址在此而命名的。之後，謝裕大茶行迅速走向全國，“黃山毛峯”也開始成為極品好茶的代表之一。故此，謝裕大茶行被世人稱為“黃山毛峯第一家”。
張一元茶莊
張一元是張一元茶莊的品牌名。最早張一元茶莊的創始人姓張，名昌翼，字文卿。徽州歙縣定潭村人。年青時來京，在崇文門外瓷器口榮泰茶莊學徒。之後另立門户，在花市擺茶葉攤，買賣很好，1900年在花市開辦了第一家店，取名“張玉元”，“玉”在古漢語裏也有茶的意思，“元”在漢語裏是第一的意思。1906年在前門大柵欄觀音寺開設了第二家店，取名“張一元”，比“張玉元”更好記、更有寓意。“張一元”取“一”和“元”兩個首位的意思，有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之意，寓意企業能像字號一樣在同行業中爭第一。1908年在前門大柵欄街開設了第三家店，同樣取名“張一元”，為區別前一個店，該店亦稱“張一元文記”茶莊。
汪恕有滴醋
恕有滴醋廠是蘇北地區最大的食醋生產民營企業，產品已形成調味、保健、風味三大系列二十多個品種。汪恕有滴醋創牌於清初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距今已有三百三十多年的悠久歷史。曾被乾隆帝封為“御品”，清代著名文學家袁枚在其烹飪名著《隨園食單》一書中推薦“以板浦醋為第一”。
三百多年前，有不少徽州人來到海州地帶謀生，“汪恕有”滴醋的創始人汪懿餘系徽州遷居板浦汪氏第一代，起初在家中建立一個作坊，用簡單的工具 生產數量有限的“老糖”，後來改制成為生產食醋，隨着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為了生意上的方便，便起了店號叫做“恕有”，由於汪氏做的醋酸度甜香醇和，味美津香，每次食用只需幾滴則醇香彌足，故稱之為“滴醋”，汪恕有滴醋從此就作為產品的正式名稱而流傳下來。
同慶樓
同慶樓菜館是蕪湖餐飲業的歷史名店。1925年創建，1999年，國內貿易部認證“同慶樓”菜館為“中華老字號”，全國餐飲行業僅有58家。1925年左右，當時正值蕪湖米市興旺，商業發達，飲食行業的酒樓、菜館紛紛建成開業，為在林立的酒樓之中力壓羣芳，10家商業大户聯合集資，開辦了一所徽州班菜館，公推民國初年聞名江南的“醉春酒家”打面師傅徽州績溪人程裕有出任經理。店址在中二街（今柳春園小學校址），最初取名“同鑫樓”。因程裕有師傅在武漢開設同慶樓菜館，便前往請教，並商定借名“同慶樓”來蕪，稱為“徽州同慶樓”菜館。
徽商術語
編輯貸本經商
徽商資本來源之一。借高利貸從事商業經營，是徽州商人資本的重要來源之一。金聲《與徐按院書》指出：徽州人"雖挾貨行賈，實非己貨，皆稱貸於四方之大家，而償其什二三之息，但以運貨於其手，則伊若如其所有，而以為此民貨也"。婺源人江汝元便是以貸本經商起家，終致大富。
佃僕制
具有嚴格隸屬關係的租佃制度，明清時期流行於安徽、江蘇、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廣東、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區，徽州尤為盛行。佃僕有時被稱作地僕、莊僕、莊人、住佃、莊佃、火（夥）佃、佃民、伴當、佃童等，另外還有祁門的莊户，黔縣、休寧的小户、小姓，歙縣的底下人，績溪的祝活，以及查灣的郎户和小户之稱，都是性質相同的名稱。郎户亦稱拳頭莊，小户又以承擔的勞役而賦予不同的名稱，諸如守墳莊、包袱莊、抬棺木莊、龍燈莊、吹打莊、道士莊、火把莊、挑擔莊、抬轎莊、糧倉莊、守夜莊、守木莊、修房莊、搭戲台莊等，莊是莊僕的省稱。
佃僕是由於種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而以契約或宗規家法的形式確定與主人的關係，並歸屬於整個宗族的家奴，社會地位介於奴僕與佃户之間，這種以大量佃僕存在為基礎的佃僕制，產生於東晉、南朝、隋、唐的部曲、佃客制的基礎之上。它在徽州特別盛行，可以歸結為徽州鄉紳勢力特別強、奴隸制殘餘一直遺存等原因。但是，到清朝中後期，由於佃僕的絕對數量逐漸減少，謠役地租開始向貨幣地租轉變，還有佃僕、奴僕起義頻繁發生等原因，佃僕制日漸衰落，最終走向消亡。
非勤儉不能治生
徽商持家、經營方式。語見《豐南志·從父敬仲公行狀卜"非詩書不能顯親，非勤儉不能治生。"意思是隻有通過讀書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只有勤儉，才能發家。徽州第一代商人，大多一貧如洗，勤儉發家顯得尤為重要。婺源人李祖記，早年業儒，因生活貧困，棄儒就商，從事販木。凡竹頭木屑均捨不得丟棄，收集起來，各當其用，逐漸發家致富。既富，勤儉不減貧困時，每天粗茶淡飯，一件布衣穿了十多年，一雙雲履只在見客時穿。居室極陋隘，也不新建，資金全部投入營運。富商大賈，也以勤儉自律。歙縣大鹽商鮑志道，擁資鉅萬，不事奢侈，家中不專備車馬，不演戲，不豪宴請客。
賈而好儒
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為"儒賈"和"賈儒"兩種。儒賈以經商為名而行儒教之事，賈儒以崇儒為名而行經商之事。兩者都是具有相當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經商才幹經驗的文化人，是賈與儒的結合，是文與商的交融。"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太函集》卷52）。徽商賈而好儒，受到較深的儒學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使他們在經商中，善於運用心計，精幹籌算，審時度勢，決定取予。明代欲人黃鐮，少時從儒就學，立下經世之志，後來棄儒經商，在閩、越。齊、魯間進行商業活動。由於善於洞察"盈虛之數"，故精幹"進退存亡之道"，獲利甚多。清代款人葉天賜，生性聰穎，工詩詞，擅書法，因家貧行賈，"料事十不失一"，一躍而為揚州富商。
歸德孟嘗
徽商對待債務的一種態度。語見歙縣《潭渡黃氏族譜·故國子生黃彥修墓志銘卜"贏則不貸，貸則不贏，重以歲凶，索之何益？馮援俠客，猶能歸德孟嘗，公等休矣，吾不逞椎牛。"徽商經常免除一些債户無法償還的債務，明代婺源商人汪拱幹一次焚券達數千張。黃彥修的話表達了徽商對免除債户債務的見解。
現代價值
編輯徽州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徽商始終是一個凝重的話題。徽商數百年的經營活動，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我們認為：有形的物質財富固然寶貴，但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將會讓我們世代受益無窮的財富之源，其內涵十分豐富，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創業眼光
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於其他商幫要優秀得多，因此能夠在張弛萬變、風雲詭譎的商界權衡利弊，擊敗競爭對手。明正德、嘉靖間歙縣商人程澧出吳會、盡松江、走淮揚、抵幽薊，“萬貨之情可得而觀”，他雖“坐而策之”，四十年後卻“加故業數倍”就是一個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説徽州商人“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
人生態度
出於謀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從小背井離鄉，外出創業。異地的陌生、商路的艱險，無不從肉體到精神殘酷地折磨着他們。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惡衣食”著稱的徽州人，都能肩負父兄、家族生存發展的重負，義無返顧地“離世守之廬墓，別其親愛之家庭”，“近者歲一視其家，遠者不能以三四歲計”。許多人“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擾未厭焉。”歙縣商人許荊南在荊州貿易，生意虧本自感無臉回家；其子許尚質繼承父業，“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後在四川活動二十年，雖家資百萬，也“不競芬華”。正是他們這種開拓進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氣和經歷，為徽州人樹起了不朽的“徽駱駝”紀念碑。
處世風格
在商業資本的盤剝下，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受害極深，於是“無商不奸”之類的詛咒此起彼伏。然而這正表明了一個事實：講求商業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場秩序，已經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在這種形勢下，徽商舉起“誠信”的旗幟，本着先義後利、義中取利的心態走進市場，恪守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歡迎，使他們在生意場上左右逢源，處處受益。徽商吳南坡“寧奉法而折閲，不飾智以求贏”、“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災之年不為“鬥米千錢”所動、平價售糧的舉動，都使徽商“誠信”的風格得以彰顯，進而成為徽商集團的標識。
人際關係
相對於商海的狂風巨浪，個體的商人只是一葉扁舟，因此，在徽商這樣的集團裏，他們對和諧的人際關係的追求依然執着，善於處理同宗人士的關係，並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寧義士金聲説：徽商“一家得業，不獨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數十家。”他們也注意強化同鄉的情誼。遍佈各地的徽州或新安會館，就是徽商將具有地緣關係的同道攏聚在一起的重要據點。即便是與消費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長期關係。清代歙縣商人吳炳留給子孫的是十二個字：“存好心，行好事，説好話，親好人”，又説自己活到老，學到老，猶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學不盡，亦做不盡也”。
契約意識
正是在頻繁的社會活動特別是在經濟活動中，徽州商人依靠“約”和“法”來維護權益、協調關係的意識慢慢覺醒，並逐漸形成了凡事“立字為據”的習慣。現存涉及社會經營活動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約文書，就反映了徽州民眾這種“民間法”由原始走向規範、走向成熟的歷史演進過程。長期為外人所責難的“徽人好訟”，實際上正是徽州人致力於構建法制社會的一種民間嘗試。
徽商名人
編輯徽州望族汪姓如、汪應庚、汪廷璋多在兩淮從事鹽業。歙縣江姓鄉紳江春更領導兩淮鹽業近五十年，自乾隆中葉後，兩淮鹽業幾為徽商所壟斷。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視讀書是一重要因素，由於晉商無人能在朝廷擔任要職，自然無法“左右”朝廷政策。徽商則是積極交結朝中高官政要，官商合一，以壟斷市場。
徽商之中，最著名的就是胡雪巖（原胡光墉，字雪巖）。胡雪巖祖籍徽州績溪，出身寒門，歷經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的亂世歲月。按清朝慣例，只有乾隆年間的鹽商有過戴紅頂子的，而戴紅頂又穿黃馬褂者歷史上卻僅有胡雪巖一人，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 [5] 人稱“為官須看《曾國藩》，為商必讀《胡雪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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